讲述一第六回:云南电信人的故事 | 秦华礼:在云南工作的岁月

2018年04月27日 09时36分00秒   来源:云南信息港

  改革开放40年——讲述·云南电信人的故事

  第六回:在云南工作的岁月

  讲述者:  秦华礼

  人物简介:秦华礼,1913年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陈河乡。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加过长征。1936年6月任红四军无线电台台长。1945年5月,任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部通信科长。1952年任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1953年4月至1955年2月任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1955年3月到北京邮电学院进修。1956年12月任北京邮电学院党委第二书记。1958年12月任南京邮电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83年离职修养。

老红军秦华礼

  1950年重庆解放从部队抽调大量干部接管通信部门,我是参加接管重庆通信部门的军代表。后来组织上确定要从部队抽调一部分干部充实通信部门,按照组织的安排我就由部队转到地方,任川东邮电管理局副局长。1952年四川省通信部门合并成立邮电管理局,我任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同时兼任成都市邮电局局长、党委书记。1953年5月份邮电部来了一个长途电话,调我到云南工作。要求尽快到工作岗位,于是派了一张吉普车送我到云南,从成都经贵阳到昆明走了6天。

  到云南后,我任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分管电信。那时电信通信基础很差,电信设备相当落后,电话打不通,电报发不出去,非常伤脑筋。昆明附近的几个县都不通电话,如昆明到呈贡的电话线就是一根铁线,风一吹就倒了,后来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进行改造才好一些。长途电话情况也不好,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至少要一天的时间,今天挂了电话要明天才能通话。省内的通信线路大多数是铁线,风一吹电杆就倒了,而且接触不好电话沙沙的响,什么也听不清楚。电话机也非常老,那时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规定又特别的严格。

 

任命书

  到昆明后很快就进行昆明到打洛镇的长途线路工程。昆明到打洛镇大概一千六百多里,线路工程建设非常艰苦,工程建设的时间大概是半年。开始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设备非常困难。这个工程距离那么远,从来都没有搞过,没有设备到处要。从昆明出发到思茅要带上所用的东西及设备,我们工程队有50-60人,带着油盐酱醋米.邮车带一部分。思茅地区那时就没有什么人,到处都是草。7、8月份思茅天气很热,热得没办法不能住。思茅那时是瘴区,流行恶性疟疾。蚊子叮了后就发高烧,几天就不行了,可能丧命。进入前三天就要吃预防药,但是我们却没有吃药。思茅水有问题,吃了就闹肚子。另外就是吃的问题,在思茅所有的吃的包括油、酱、醋、蔬菜、粮食都要从外地运过来,没有蔬菜、没有油,只有盐,时间长了难受烧心。我印象中元江是最热的地方,地貌像一个锅底,四周都是大山,风吹不进去。话务员值一个钟头的班就要到河里泡着,温度有45—46度,人根本就受不了。

  当时很困难,没有钱。国家没有钱,邮电部也没有钱。那时搞一条长途线路真是很不容易,生活、工程、技术上都有困难,要200元钱都没有办法。施工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材料、没有器材。昆明到打洛的长途线路工程没有材料,唯一好一点的就是那时的电杆不用花钱。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树长得很好,可以砍下来做电杆,只要有人力就可以了,这解决了主要的器材问题。那时政府在修公路,我们就跟着修公路的队伍走,前边修公路,我们跟在后面施工。架电话线很困难,山上没路放线很费劲,每走一步都难得很,拉一米线都非常困难。线路架设好了,要设站维护线路。线务员生活非常苦,吃不上蔬菜连喝水都很难,粮食要到山下背,生活相当艰苦。思茅有一种野蜂,嘴很尖硬,常常咬被覆线,咬一口一个小米粒洞很难看到,遇刮风电话就沙沙响,遇下雨水就进去,线路经常断很难查。线务员积累经验爬到电线杆上用耳朵听,判断故障出在那,找到后用胶布把洞补起来。

  通信建设离不开军队的支持。那时思茅军分区刚成立,我们就找他们帮忙,如铁线不够就和他们要,又如扛电杆人不够,就请解放军战士帮忙扛电杆。

  我在云南一年半的时间,在昆明的时间很少,大多数时间是在基层,在搞长途线路工程建设。

  我是1955年离开昆明的,离开后去过昆明四次。1990年后,我去过西双版纳,去过打洛镇,我还去了元江,都是当时最困难的地方,变化都很大。元江安装了3千门程控交换机,看到元江程控交换机发展的这么快,机房还相当漂亮,我真是非常高兴!没有想到。

长途杆路

  我一直坚持培养通信技术人才人,培训三年出来就可以直接到机房值班。培训主要是实际操作课、实际动手。一个话机放在那里,哪里出毛病了、怎样修理、怎样焊接、就学这些东西,在实际中很起作用。

  1953年邮电部要对老干部进行文化培训,云南有三个人参加,我、张凌云、崔如海。北京邮电学院是四年制的干部专修科,要培养出工程师的水平。1956年6月我已经40多岁了,学了一年半调我出来工作,任北京邮电学院的党委第二副书记。院长、书记是邮电部副部长兼任。

  北京邮电学院的院长书记都不在学院里,搞基本建设,挖地基等工作我都亲自参加。教师很难找,就到邮电局要、到别的学院借。并且亲自给他们找房子、租房子。当时教学器材也非常紧缺,基本上是没有。学生来了、教授也来了,没有教学器材怎么上课?我就到处去找。到部队上去找,通信部王部长说“我在石家庄有一个仓库,你去看看,只要是我们不用的,你需要的,你登记一下,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仓库里有交换机、收发信机、报话单机等不少东西,我们搞了两火车皮的器材。这些器材到了学校之后,再拆开,根据教学的需要再重新安装,解决了大问题。

  1958年的夏天,北京市组织举办高级干部哲学班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在颐和园脱产学习三个月,我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学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接到邮电部打来的电话,说邮电部决定成立南京邮电学院,要我去南京邮电学院工作。在南京邮电学院一干就到1983年。

  我在云南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常常想起那些艰苦的日子,想起和我一起工作、一起搞通信建设的同志,想起施工中的一些具体事情,就象发生在昨天难以忘怀。离开云南后,我和云南的许多同志保持着联系。我始终关注云南的发展,尤其是云南通信的发展。曾经回过几次云南,每次都看到云南通信事业有新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云南通信事业发展水平与先进发达地区并驾齐驱,我十分高兴。作为曾经在云南工作过的老同志,我对云南电信的发展十分骄傲,十分放心。祝云南电信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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