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一第十七回:云南电信人的故事 | 江维杭: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

2018年05月25日 13时44分00秒   来源:云南信息港

  改革开放40年——讲述·云南电信人的故事

  第十七回: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

  讲述者:江维杭

  人物简介:江维杭,1932年生,福建省平和县人,1950年12月在解放军第二通信学校学习,1952年到云南野外筑路电台工作,1961年至1993年在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工作。江维杭长期从事无线电通信专业工作,1993年退休。

  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面临着抗美援朝、进军西藏、解放大西南的情况,军队和国防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当时的军委、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军入伍,加强国防建设。

  1950年12月我在福建省家乡的学校报名参军。当时只有19岁,入伍就分到西南军区通信学校。到上饶学员就发军装,华东军区的军装比较绿一点,西南军区的衣服可能比较黄一些,所以汇在一起看得出来是哪个单位的、哪里来的学员。我们乘火车到武汉,汇合华东军区招收的学员稍作休整,便乘船沿长江而上向重庆进发。1951年2月初抵达重庆的军用机场广阳坝。华东大队就在那里学预科,天天上午军事操练,下午学政治、讨论。到7月份的时候,学校搬到广安,我们学预科的转学本科。

通校时的照片

  当时邓小平是西南军区政委,广安是他的老家。学校征用广安的文庙、武庙、公馆等,用作教室、宿舍,供学校用。学员以不同的学历等情况,重新编制,分成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一大队学机务的、二大队学报务、三大队学政治军事。我分在了二大队学报务。

  报务大队学电码,背电码、抄电码,整天“嘀嘀嗒嗒”的学习。然后再学一些电台的车辆驾驶、电台的装拆,机务常识,也掺杂着一些军事课程,军事主要是理论上的,还有一些作业之类的。到1952年5月,我们这批学员就毕业了,学校就改成高级通校了,要迁到张家口。

学习

  毕业分配时,我和一些同学走到合川。宣布分到邮电部门,要求我们脱军装,当时我们想不通。我们这批学员由西南邮电管理局接收,住在重庆邮电学校(现在的重庆邮电学院),等待重新分配。

  那个时候搞通信的人员相当缺,只要有人,人家都要。当时,云南需要这方面的人最多,要了135个学员。成都、贵州要了少部分学员。我们分到云南,觉得云南这个地方气候好,我是南方人,适合在南边就报名来云南。

  来云南的时候,我们坐着木炭车,那个时候交通相当不便。差不多走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才到达昆明东站。把我们带队到金马寺 (原来的线务站所在地),重新组织学习地方的通信及相关要求。当时,曹茂先副局长在那里坐镇,他是副局长。李明志、杨才当班主任,电信科的干部都来轮流讲课,还从市电信局抽了一些教员来教授有关课程。

  在那段时间,我们把地方通信这一套都实习了一下。主要就是念唱,就是用嘴巴念1、2、3、4……那样。操作一个音响机,音响机实际上就是一个线圈,一按就“嘟嘟嘟”地响的那种,因当时的电报,大多数地方都使用它。再一个就是练习三字凿孔机。用两只手来敲,敲的时候,你敲一个划、一个点、一个间隔,像这样子叫三字凿孔机。还有就是莫尔斯波纹机,那个时候是比较先进的。后来才有脉冲电传机,无线都是人工的。

  当时的通信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也享受不起这类服务,老百姓如果要用通信,急事就去发电报去。发电报到你需要的那个地方,只能到县级,如果是乡下,再由邮递员翻山越岭去送。

  在金马寺学习了解了地方通信的知识。到1952年8月15中秋节就结业分配,通校135个人,分配到全省各个地州、县,我被分到西南公路工程局(原中央交通部管)工作。

  当时电信实行国家管制,统一由邮电部管理有关人员器材、设备等。哪一个部门要使用通信,都要通过邮电部门调配。我是由省邮电管理局长途科,安排到西南公路工程局的,1959年省邮电管理局成立了无线处,我又回无线处。1959年前的长途电信科,除了管全省长途电话,市话外,电报也管。1959年长途电信科为电信处,并成立了无线电管理处和电信监察处。

在公路部门从事电报业务

  解放初期云南进行很多战略公路、地质勘探、矿产开发、水利水电建设,林区方面都需要配置无线电台,这些都是省管理局配置并派出有关人员。因此那时邮电管理局外派的无线电台和人员比较多,任务是比较重。

  西南公路工程局担负修建昆洛(昆明至西双版纳的打洛)公路。我刚派到哪里,驻扎在峨山县的大白邑,负责施工的是交通部第六工程局。

  昆洛公路,全线长700多公里,是当时国家的重点工程,更是云南的大工程,当时动员的工人和民工多达有8、9万人上马,因工程浩大,沿线崇山峻岭,地形、地质、气候复杂,瘴气、疫情频现,施工艰险,难度大,伤亡事故发生频繁,我们电台天天向上级汇报情况。

  作为邮电部门派出的报务员。我驻那里一直到路修到打洛,差不多搞了四年,之后又修到澜沧、临沧,再从思茅修到江城、走到绿春,我们的电台一直跟随着。到了江城时,省管理局才把我调回昆明,已是1962年的5月份,从1952年底到1962年5月历时近10年时间,期间我有几次曾被临时抽派到其它地方执行任务。

  回到昆明,局里正在开展搞清理整顿无线电台及相关人员的工作、要害部位进行清理整顿。搞了差不多一年了,又被安排到电信监察处的监测台。

  当时的监测台设在的红庙,与收信台在一处,两个单位在一块,那个时候就是5、6个人,后来又组建了战备机动台,与军队的转业人员一起开展工作。随着邮电事业的发展,战备机动台搬出红庙,搬到上马村去了,而我仍然在电信监测台。

  1974年西安开国际台会议,我们云南有一个国际台,是全国无线的八大电台之一。1975年,中国进入联合国。进了联合国以后,我们所有的电台频率,都要报到联合国电信联盟,那登记备案。如果你不报,以后干扰人家,人家就要到联合国来告你。所有的地方的电台都报上去,电台使用频率调查统计上报工作,历时二个多月,顺利完成任务。

  1972年4月安排我在省管理局电信处工作,一直干到1993年2月1日退休。在省电信处工作岗位上,记忆较深的有几件事。

  1956年12月15日,周总理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要到德宏,与缅甸总理吴奴进行会谈。德宏要进行盛大的边民大会来欢迎庆祝,要求通信保障必须通畅准确无误,为此局里安排我负责无线通信,老赵负责有线通信,由周建民任队长,组成工作组,下到德宏局,组织通信保障,在当时邮电管理局的积极支持配合下,使中缅两国总理在德宏活动期间的通信保障始终畅通无误。

  1962年中缅两国国界勘定后,为调查新近调整到班老区域的通信建设资源,在没有交通工具和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的情况下,与仓源乡邮员一起徒步翻山越岭,两三天走在佤族地区吃喝不便,没有住宿,条件历尽艰辛完成了任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水利部与越南签到协议,要求我方将流入越南的几条河流在每年的5月——10月(雨季)期间,早、中、晚水文资料通报给他们。这样云南省就得增加好些水文站,其中在思茅地区的江城县与越南交界的一处河流出境口,就要新建一个。新建的水文站址选在一个河边徒坡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人员稀少十分险境的地方,到那里没有路,只有猎人狩猎偶尔踩出来的毛路。1956年5月我们雇了几匹马前往目的地,一路上以酸菜汤,罗锅饭为食,整整走了10天才到达目的地。当时又是雨季的时候,天天一身泥,一身水。水文站建好电台开设,一天三次向越南通报有关资料。以后每年换一次人,一直到与越方交往不正常才终止。那段时间在那里工作是相当艰苦的,生活必须品全靠马帮运送,一日三餐的菜只有豆豉、酸菜,芭焦芯,偶尔能买到一头小毛猪,杀了解馋后。建站的头几年,站里没有人会理发,也没有工具,进去后数月甚至半年,每个人的毛发长的像野人,好在大家都如此也就无所谓了。

  1972年老挝要求我国为其在沙里建立印刷厂附带设立传授新闻的无线电台,同时要求教会老方人员掌握维护和使用。省援外办承头,新华印刷厂派去了30人,省邮电局派去机报人员4人。从1972年12月14日至1974年8月2日结束,忙了几年。

  1973年1月,越南国家广播电台被美机炸毁,他们就到中国开设临时广播台,保持播音不断。当时省广播局提供广播器材设备,邮电局则负责通信传输,我们原来的收信台,已经多年没有担负这个工作了,无法正常使用,只好重新架设传输线,调配机器,购置相关器材,保障广播工作正常进行。干了一年多才结束这项工作。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部队要求邮电部门全力满足部队的通信需要,省局安排我专门负责战时的地方线路调整与管理,那段时间,全力以赴,做到了军队随时要我们随时调整,保证了作战需要,为此在自卫结束后,军队为我们记了三等功。

  我从西南军区通信学校毕业分到云南电信部门工作了一辈子,虽然平淡,一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但在建设祖国的通信事业和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自我感到欣慰、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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