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一第二十六回:云南电信人的故事 | 楚思信:县局基层工作的那些事

2018年06月15日 14时10分00秒   来源:云南信息港

  改革开放40年——讲述·云南电信人的故事

  第二十六回:县局基层工作的那些事

  讲述者:楚思信

  人物简介:楚思信,1932年2月出生于云南建水县南庄公社楚家村。1949年6月为蒙自电话局勤杂工。1951年在河口邮电局任值机报话员。1952年在玉溪邮电局先后担任长话值机员组长、电信科科长、办公室秘书、稽查科负责人。1965年调元江邮电局任政治教导员文书、邮局负责人、局长支书。1981年调红河州建水邮电局任副局长、局长。1992年退休。

  1949年,我在建水老家,当时天干地旱、秧栽不下去,没有吃的,7月份的时候我和一个老乡去蒙自,在蒙自电话局当勤杂工,后来当话务员。1950年的蒙自,只有一台10门美式交换机,一条蒙自到个旧的单线线路,讲话噪音特别大,当时晚上7点以后电力公司都要停电,电话机就不能使用了。合并到电信局以后,有一条长途线路,和一条利用昆明到开远铁路局线路开的载波专线,用户多、电路少,只有到开远的长途电话稍微好接,其他地方的都很困难。

  1951年底,临时通知我调我到河口,到了河口以后电话转接就更困难了,接一个蒙自电话,从挂号到接通基本在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以上,每天24小时就是两个人值班,都是搞的人工电话,值班的同志要同时负责转接电话、抄收电报和重要电报的送达等等,当时防空电话很多,有时候用户正在讲电话,遇到防空电话就得马上“让路”,通话很困难。

  1953年底我调到玉溪,从河口坐了3天多的马车到碧色寨,再搭火车到昆明,当时滇越铁轨已经撬掉了,交通十分不便。到玉溪以后我一直搞话务工作,当时的土改电话相当多,有些电话一次讲2-3小时,我到玉溪的时候只有2个10线电路,玉溪到昆明才有一百多公里路,但电话相当难讲,后来搞了一个三路载波,变成五路电路,同样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那时候的所有电话都需要话务员进行转接,对每个电话我都很仔细的监听,一听到对方讲完话就马上转接下一个电话,所以转接利用率很高,1956年4月25日,我被推为全国邮电部先进生产者,去北京参加先进生产者的表彰会,当时云南一共去了10多个人,并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所有参会的代表还一起照了合影,现在想起来都还很激动,那个时候我才24岁,合影上有很多位国家领导人,后来没多长时间就到文化大革命了。

  1960年我调到电信科工作,继续搞长途话务员,当时玉溪有200门市内电话,电路很少,气象电报、防空电话又比较多,普通电话很难保障,我们作为话务员一边要向用户讲明情况,一边要疏通电话,经常要面对用户的误解、责难。后来我们长途话务员、市话话务员包括报房同志,采取走出去,把用户请进来的方式参观我们长途台,解释电话转接难的情况,用户也对我们表示了了解,把一些汇报电话主动预约在晚上10点以后,后来连地方专员、地委书记都到机房来参观,看见话务员工作脖子都喊哑的情况,地委书记要求将当时的硬靠背工作椅换成了软沙发,从硬件上改善工作环境,还在一些公开场合宣传话务员的工作很艰苦,希望用户电话接不通的时候不要发脾气,要给予理解。后来随着电路的增加,达到了9条,工作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了。

  当时由于先进的东西很缺乏,都是采取人工架设、人工接通,为了保证政府、部队等的电话接通,转接按八个等级进行不同级别的优先,有些不了解的用户,公开的电话骂话务员,但我们还是忍耐忍耐,最后取得用户的理解。

  在我任电信科科长的期间,因为要分管前期的电信工作,既要跟着长途线路员出去,又要跟着市话线路员出去,线路员风吹日晒,在电杆上工作真的很艰苦,像他们说的“出工像猴子,回家洗洗澡穿上衣服像公子”。

  1965年,我到昆明地质学校学政治思想工作,然后到元江当教导员,一直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先后干过养猪、送信、炊事员等工作,干炊事员的时候,我接到姚安来的一封信,来信人1948年到沿江患病生命垂顾之际,逢一名大姐相救,事隔多年,想找到这位恩人。信中提及已经先后写了很多封信来,都没找到,所提供的线索又很少,我在元江找了很长时间,千方百计终于找到了那名“恩人”,在我离开元江的时候,那个用户写了一个大字报感谢我。

  1981年从元江调到建水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一件事情。两封信的事情让我感觉到,作为一名邮电职工,通过小小的一封信,帮助别人,让人家放下千斤包袱是很荣耀的事件事。

  回忆我的整个工作生活,工作的时候真的非常艰苦,现在是我们享受时期,看到我们现在通信的飞速发展,我们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我们企业的领导,也希望中国电信今后能够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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